翻译教学不仅是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关键一环,也是检验应用翻译理论的重要工具,而且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翻译事业发展的基础,理应受到高度重视。过去我们在翻译教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理清了翻译教学与翻译学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关系,厘清了翻译教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发展了一系列翻译教学方法,但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的理论构建,翻译教学过程、对象、目标、方法、内容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实际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今后的翻译教学研究应在注意保持理论研究前瞻性的同时,扩大研究的视野,从对翻译课堂教学实践的单一研究扩大到对翻译专业建设、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教师发展、翻译教学、教学翻译、翻译教材开发、翻译教学评估等多方面的研究。
2008年翻译教学研究逐渐呈现立体化多方位研究的趋势,其中人才培养模式和翻译能力成为研究重点,但翻译教材建设、翻译教师发展和翻译教学评估等方面尚不够充分。仲伟合、穆雷从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的概念辨析开始,回顾了中国外语教学经历的几个阶段,从诸多方面论证了翻译专业人才培养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之间的差别,提出翻译专业人才的素质要求,分析了翻译方向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教育中的教学侧重点、培养目标和培养特色,解析了翻译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模块,区分了翻译专业本科、外语专业高年级翻译教学和“4+1双学位”三类教学的对象及其要求,具体明晰了不同层次翻译专业人才的能力构成,勾勒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层级与特色,为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提供了宏观的结构性指导。穆雷还提出了建设完整的翻译教学体系的具体构想。苗菊、高乾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阐明术语学对于我国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翻译专业教学中设置术语课程的必要性。苗菊、朱琳介绍国外大学本地化翻译教学的理念和内容,分析本地化与翻译的关系,提出本地化翻译人才的培养目标。王京平以德国高等院校的翻译专业为参照,讨论我国硕士翻译专业课程框架的四个基本要素。杨晓荣回顾了翻译专业得以正名的历史过程,勾画了其正名之后的前景,也预计了将来的困难和挑战。文军、张金陵通过对中国翻译教学研究从1951到2005发展50年的回眸,指出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何三宁指出翻译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问题意识、功能意识、语篇意识、文化意识等意识观的培养。王树槐、王若维提出了翻译能力由以语言——语篇—语用能力为核心的6种分项能力构成的综合模式。吴波认为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教学模式对全面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具有积极意义。王湘玲、贺晓兰尝试进行项目驱动的协作式翻译教学模式的构建。段自力对网络辅助课程与翻译教学整合所做的实证研究也为网络辅助翻译教学提供了参考。
和翻译教学一样,翻译批评也是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重要途径,具有促进翻译学理论反思和翻译质量提高的作用。随着译学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实践活动的进一步繁荣,翻译批评的范围不断扩大,翻译主体、翻译客体、翻译行为、翻译技巧、翻译现象、翻译事件、翻译效果、翻译管理等都成为翻译批评的对象,翻译批评的方法与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也不断丰富和变化,中国传统文论观照下的佳译鉴赏、误译评判、译作比较等方式依然存在,而翻译批评研究者的理论意识明显加强,翻译批评越来越多地借鉴翻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出现了涉及传播学、阐释学、认知心理学、语用关联、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多元系统论、交往行动理论等多学科的批评方法,翻译批评从“感悟式”的经验点评走向科学、理性的评价。但总体而言,目前研究者依然热衷于借用外来理论的新奇术语,与翻译实践脱钩,建立在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翻译批评理论体系并未确立,使得翻译批评研究与整个翻译学学科的发展不相吻合,翻译批评依然缺位乏力。
2008年,译界学者在翻译批评理论研究方面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薄振杰、孙迎春、赵巍指出扩大批评理论视域,建构多元互补的批评模式,树立客观科学的批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翻译批评研究进步发展的当务之急。赵巍、薄振杰反思目前翻译批评研究出现的质疑文本批评、以量化手段实现规范化和科学化、制定统一模式等三种倾向,认为翻译批评的一般方法是文本对照,可以借鉴艺术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刘云虹立足于翻译批评的对象、主体和标准三大要素,从话语权的重构、批评精神的树立以及价值评价体系的建立等维度论述了翻译批评空间的构建。侯向群认为形式问题在文学翻译批评中是主要标靶,内容与形式有辩证关系,她分析形式之特性,指出不同类型文本与形式关系的差异性,批评把形式简单化的倾向。胡安江、周晓琳认为引入意识形态批判是翻译批评的一个突破性视角,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翻译和译者的角色定位,很大程度上平反了译者的恶名。司显柱、李莉则认为必须视不同情形,相应设定“忠实”与“顺达”在译文质量判断时的不同权重。应当承认,目前翻译批评理论研究者和成果都还为数不多,这个领域蕴藏着极大的学术增长空间。
译界依然在尝试运用各种不同的理论工具开展翻译批评实践。邵毅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探讨多种制约因素对《傲慢与偏见》简写本的女性主义面貌的影响。刘勇从女性身份认同视角评判《简•爱》译本。赵红辉从互文视角考察《锦瑟》的翻译。周晔则从全息翻译视角考察飞散文学《喜福会》的写作特色及杂合翻译理念。王卓从文化翻译角度评判《芒果街上的小屋》译文中的注释对该作文体特征以及教育功能起到的显化作用。杨平从史学角度考察译本《钦定本圣经》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邵炜从接受美学角度考察傅雷《艺术哲学》的翻译。梅晓娟从目的与策略的选择方面讨论《况义》中的天主教化和中国化改写。黎昌抱以《雷雨》为例从词语标记考察王佐良戏剧翻译的风格。孙建成、温秀颖从后殖民视角对登译《水浒传》(The Marshes of Mount Liang)进行考察评判。
对于文学经典翻译的批评,译本比较和原译本比读是批评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夏蓉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篇功能理论为依据,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许建平则比较《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飞白”的翻译策略。王志敏、周亚娟评论《春晓》的四种译文的接受美学效果。曾喆、陈昕将初版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译本《天仇记》与莎士比亚的Hamlet原文进行对比。梁艳君从社会变体角度考察《卖花女》的两种译本。蔡华比读陶渊明饮酒诗的英译。程渊对《诗经•关睢》几种英译本进行比较分析。郑晓圆通过《道连•格雷的画像》不同译文互对比分析后强调美学对文学翻译的主宰作用。